文｜周卓然编辑｜许悦煜之是个产科医生，医院里，只有产科的人才是带着喜悦进出。当然，也会看到人世间的种种。煜之记得年二孩政策全面开放后，许多在计划生育时期压抑了二孩需求的家庭开始集中释放。他们中的许多将二孩视作释放生男需求的工具。当年，他所医院出现了一波高龄产妇生育潮，科室里来的女性多为三四十岁以上，到了临产这一环，孕妇医院或私立机构处知道了孩子的性别。到了今年，医院里每个月的男婴出生数量都高于女婴。农耕文明催生的重男轻女虽遭到了现代化价值观的冲击，但短期内无法消除。关于如何辨别二孩性别的帖子在妈妈群和搜索引擎中如今依然随处可见。而当第二个孩子是儿子时，四口之家则容易全体背上沉重的情感负担。年，“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宪法，独生子女成为许多家庭不情愿也无力违抗的一条政策。也有反叛者冒着极大风险去生育二孩，但过程极为艰辛。年，中国放开二孩，然而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和社会压力的挤压，让生育二孩同样不易。但有比钱更复杂的东西左右着生育二孩后的生活。中国关于二孩的讨论很多。前阵子，《新华日报》所发布的一篇“建立生育基金”的评论，再次将该话题推向风口浪尖。80后、90后眼下正适龄生育，这批新晋父母跃跃欲试，却又茫然、恐慌。年，有1.15亿个独生子女独自长大，欠缺与亲兄弟姐妹共处的能力，也无法从自己的父母身上习得养育两个孩子的经验。因此，困于生存难题的赤贫家庭、女婴足月引产、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反二胎联盟”等都开始在媒体上出现。但这真的是二孩家庭的全貌吗？事实上，在由独生子女向多子家庭转型的档口，那些未经污名化的寻常家庭更值得被注视。一.如今二孩家庭的不安，有很大成分来源于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后续影响。《金融时报》撰稿人刘海宁曾在《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代》中写道，“一胎化政策对中国人的影响需要更长时间来消除。”菲利普布鲁（PhillipBlue）出生于一个美国的中产家庭，父亲是伯克利大学教授，而他是家里的二儿子。年的一天，他诞生在父母和姐姐的注视下，在之后的数年里，父母把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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