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辽阳东南亮甲山张家沟。先祖张古器早在清顺治初年就来到这里，迄今已三百六十多年，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三代。
我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农历十月初七）出生在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敖牛山（敖牛山又叫铁桩子，故此我的乳名叫铁生）。我出生在内蒙古的原因是：我爸在中学毕业后，去北大荒探望他早年去北边的老叔未果。为了生存，他在无奈之下参加了当地举办的伪警察训练班的考试。由于他有中学学历，身体素质又好（念中学时是学校的田径和足球运动员），所以很顺利地考上了。训练班结束后就在当地当了伪警察。后来在当地结婚成家（当时我爸和我大舅同在一个训练班，关系很好，据说我姥之所以把我妈嫁给我爸，我大舅起了很大作用）。故此内蒙古就成了我的出生地。我虽然出生在敖牛山，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是在学田地，这是我妈的娘家所在地，所以我的回忆就从学田地开始。
一、学田地的记忆（一）
大概是在我爸在任伪警察所长期间，因公务上的问题获罪后（原因不详），我和妈妈就来到了这里。这里是我姥姥和姥爷的家，座落在村子的最西边，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这个院子南北有百多米。院子又分前后两院：前院有正房五间，还有东西厢房数间；后院的最北面有一溜十多间的房子。前后院的房子中间有几十米的距离，这里是菜地，秋天以后是场院。前后院中间还有一口大井，我的回忆就先从这口大井开始说起，这口井使我想起一个我叫七姥爷的人，在我的记忆里这个七姥爷很可怕，他有一双牛一样的大眼珠子，还长着两颗很大的虎牙，模样有一点像画片上的牛魔王。可怕的原因倒不是他的长相，而是他来到井上挑水时，一看到我就狠狠地揪我的耳朵，疼得要命。现在想起来他是以此来警戒我们，不让我们在井边玩，以免掉到井里。
在这里没发生意外，在前趟房的房后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天，几个小孩在房后用二齿钩子刨曲蛇（蚯蚓），第一下刨下去后，我弟弟便哈腰去拣，可没等我弟弟站起来，二肥的第二钩子就刨了下去。我老远就看见我弟的头顶立刻就喷出了一寸多高的血柱，大伙急忙喊大人，把他抱到屋里，不知道是谁告诉个偏方，就是在木头锅盖上刮点木头沫子，敷在头上。没想到还没感染，很快就好了。
说到我弟弟，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我叫他洪姑姥爷。他是我姥爷的妹夫，大高个儿，四方的黑红脸膛，老是笑呵呵的。不知咋的，我弟弟却怕他。弟弟常常“耍驴”，满地打滚，谁哄也不起来，可是只要有人喊声洪姑姥爷来了，他立刻扑愣一下就站起来，可四下一看没人，就立刻又倒在地上打起滚来。说起洪姑姥爷，我还想起件事儿，我常看见他给他老伴在太阳穴的位子上放血，只见他左手拿着一个带尖的小玻璃碴子，对准太阳穴的血管，右手往玻璃上轻轻一弹，立刻就有紫红色的血流了出来。大概姑姥高血压，常头疼，一放血就不疼了。后来我跟姥姥去外地，再回学田地时，就再也没看见他们。
还有一个老年人，大概叫刘日仓，眼神不太好，是我姥爷的本家，我应该管他叫舅舅。他孤身一人，住在前院的东下屋，他非常喜欢我给他抠耳朵。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便在他住的黑黑的屋里（没点灯），用柔嫩的小手指给他轻轻地抠耳朵，他一定是感到非常的舒服，这应该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后来他搬到后院去住了，我就再也没有给他抠过耳朵。
说到东下屋，我又想起两件小事。第一件事应该是我刚会走路的时候，我二舅拉着我的手从东下屋往上屋走（我姥住在上屋）。我忽然跌倒了，二舅没松手，拉起我说：“没关系”。当时我心想什么叫“没关系”。当时我很小，还不知道没关系是什么意思。再一件事是有一天晚上，我在东下屋很早就睡着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被西下屋的嘈杂声惊醒了。只见西下屋灯火通明，人影晃动，事后才知道，我老舅和长生（我二姥爷的大儿子，二肥的哥哥，我应叫他大舅）在西下屋铡草，我老舅把长生的一只手的食指给铡掉了。我老舅没铡过草，看别人铡,他也想试试。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冒冒失失地上去就铡，一下子就把长生的手指给铡下来了。听说那节手指掉在地上还乱蹦呢。
老舅他们在西下屋铡草，是因为在西下屋的南侧是牲口圈。而在东下屋的南侧是羊圈。东西下屋住的大都是单身的长工。而我姥爷一家都住在前院的上房。上房五间，中间是堂屋，我太姥爷随我二姥爷住在东屋，我姥爷住在西屋。在我爸摊官司后，我跟我妈就来到姥姥家，住在姥姥的里屋。我太姥爷一生勤劳简朴，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两个儿子却都染上了毒瘾。姥爷和二姥爷虽然没有分家（但分灶另过），姥爷家的生活比二姥爷家的生活优裕得多。原因是姥爷的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婿都已在外面做事，都能孝敬他。而二姥爷的几个孩子最大的长生舅才十几岁，除了靠家里种地和养羊的收入，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生活自然比姥爷家的生活窘困得多（吸毒所致）。哥俩的关系不好，我就亲眼看他们一次很凶的吵架。说到姥爷，我的记忆很少，只记得两件事。一是在我不听话的时候，姥爷就会瞪着眼睛说我，我觉得受了委屈，就去找姥姥告状。姥姥问：“谁说你了？”我就用小手指着姥爷说：“他”，姥爷就似怒非怒地说；“塔什么塔？还庙呢。”还有件事，可就是姥爷的不是了。一次有个店铺派一个小伙计来人讨要以前买果品欠的钱，结果姥爷大发脾气，把小伙计骂得哭着走了。他倒不是想赖帐，而是觉得不该上门来要，伤了他的面子。据我姐回忆说姥爷是个心眼很好的人。
而在后院的那趟房子里住的则大部份是我太姥爷的本家和亲戚。他们大概都是从老家盖平（今盖州）来投奔太姥爷的。我记得有一个我该叫佟姑姥爷的，就住在这趟房子最东头那间房子的东屋。说到佟姑姥爷，我还记得听大人讲的关于他的带有笑料性质的一件小事。他在伪满时当过警尉，伪滿垮台后他在家抱蹲。时间一长，妻子难免有些埋怨的话，说他窝囊无能之类。他听后,也不生气，便会慢腾腾地说出一句类似歇后语的话来；“一碗凉水，你就看到底了。”其实他和他的家人都错了，时代变了，他永远也不会再有什么出息了。不成为专政的对象就算不错了。（恐怕还是逃不过的）。
在姥姥的里屋住的时候，我只记得两件小事。一是有一天在炕上淘气，大白天把毯子蒙在头上，在炕上乱蹦乱跳，没想到炕上放着一把梳羊毛用的短筢子，我看不见，一下子就踩在筢子齿上了，正好深深地扎在了脚丫子上，我感到钻心的疼。梳羊毛的筢子有毒，脚很快就感染了（不是一般的感染）。之后，疼得更厉害了，遭了很长时间的罪才逐渐好了。另一件事,后面再说。
学田地的记忆（二）在讷河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姥姥，所以我姥姥去讷河的时候就带着我去了。（我对姥姥最早的记忆是我坐在炕边，姥姥站在地上喂我白面糊糊，我记得有点甜丝丝的）。
我姥姥去讷河是因为我二舅在那做事（伪警界）。我二舅家住在临街的一个很大的院子里。我们去后，住在二舅的西屋。在讷河住了大约有半年多，我只记得为数不多的几件事。其中有三件事和老舅有关，其时老舅大约有十五六岁，念五六年级，特闯愣。有一天他主动说带我去鞑子店看看（鞑子店就是蒙古族人住的旅店）。进屋以后，我只觉得灯光昏暗，烟气缭绕，人声嘈杂，且地方狭窄（好象有二层铺），也没什么可看的，还有点恐惧感。我就催促老舅快点走，老舅就带我回来了。关于老舅的记忆的第二件是老舅在学校和同学打架。一天，他的一个同学哭着找上门来，找我姥告我老舅的状，说我老舅欺负他。我姥只好好言相劝，直说好话，才把他劝走。还有一件事和我有关。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三个和老舅要好的同学，还骑来一辆自行车，其中有一个同学扶着自行车，另一个同学把我抱上鞍座，由于第一次坐，觉得离地面很高，虽然挺新鲜，但又有点害怕，便大叫起来，还骂了人。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个学生只好讪讪地把我抱了下来。
说到我骂人，还有一个我更不该犯的错误。我平常老上东屋我二舅母家玩，因为二舅母家还有我的一个小表妹（小名醒秋，即丽彬）虽然她只有两岁多，还是小孩喜欢找小孩玩。一次，不知我讨了什么人嫌，二舅母说了我一句，我不但没听，还骂了她一句。二舅母是个仁厚的人，既没有打我，也没骂我，但也不能任我骂人学坏。二舅母便对我说：“你赶快给我磕头，不然老天爷拿你脑袋疼。”我吓得立刻趴在炕上给她磕了个大大的响头。自此，我懂得不能骂人，更不能骂长辈。
在此我还记得几件小事。一天，姥姥家来了一位蒙古族客人，说是我的干爸，但我没见过。他穿着没有面的皮袄，胖大的脸上长滿了胡子，红光滿面地坐在姥家的炕头上喝酒。记得他粗声大气地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长大了统统地拿来。”意思是我们兄弟俩长大了给他。以后我再没有看见过他，他大概是我爸在六户当警察所长时给我认的吧。
姥姥住的大院是北大门临街。一天，我站在大门口，往街上张望。不经意间，看见一个日本小孩从西边走过来，只见他穿着很时髦，双肩背着一个红黄色的皮书包，显得很神气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竟突然看他不顺眼起来。于是我便对他歪脖子瞪眼睛，他也对我歪脖子瞪眼睛，在我俩的对峙中，他渐渐向东远去了。
在大院的东南的下屋的大南边是一个屠宰场。我只记得一到冬天，屠宰场门前的广场上便扔一堆冻得很硬的“米猪”的肉瓣子。偶尔会看到乞丐过来，用棍子扒拉扒拉就走了。
还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在房前撒尿，发现撒出的尿象小米饭米汤一样。到现在我也确定不了那是天冷冻的，还是病态，说是天冷，以后再也没发生过，恐怕还是病态吧。
还有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有一天，我老姨带着双伍从外地来看我姥。我一看双伍来了，有了新的玩伴，觉得挺新鲜，便领着双伍到处跑。醒秋一看没人搭理她了，就哭着跟在我俩后面，步履蹒跚地跑着，那无助的神情我至今还没忘，真太不懂事了。
还有一件事和我无关：当时为了防空袭，家家晚上都得挂双层窗帘，一面红一面黑，以免漏光。为了防震，家家的玻璃窗上都要贴上米字形的纸条。到这时，伪滿要垮了，日本也要败了吧。
在讷河的最后记忆，是从讷河回学田地的一个火车站。记得车站不是很大，没有椅子，地上挤满了坐着的人，我和姥姥也挤坐在这里。我忽然看见有个人卖鸡心柿子，我以为是我曾吃过的一种酸甜的水果，便要姥姥给我买。姥姥给我买了二斤。我拿起来一吃，一股怪味，不酸也不甜，怎么也咽不下。（因为我此前没吃过西红柿）。姥姥便把柿子给了坐在近前的一个也带着孩子的妇女。看着那个小孩吃得很有滋味的样子，我感到很奇怪。（当然，以后也逐渐适应了，能吃了）。
下面这个事是发生在回到学田地之后。刚回学田地那天，我非常兴奋，环境变了，又有了新的小伙伴。记得我拉着一条我老舅用过黄绿色的旧绑腿，在初秋的风中，像放风筝似的和大伙奔跑着。一看绑腿飘了起来，我就跑得更疯了。由于太累，又散了汗，结果病了一场（大概是重感冒吧）。
因为这是我现在在讷河的全部记忆，所以我一点也舍不得丢掉。尽管它都是砂子，但我还是把它们都当珍珠一样拾起来。尽管它没有什么意义，“家有敝帚，享之千斤”嘛，而且这是在事情过去了将近七十年，我又是得了五十多年的神经衰弱之后记住的呀！
一、学田地的记忆（三）（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春）
以上记的事都没有确切的时间（佟姑姥爷的话除外）。下面的记忆都有大致的时间，因为下面的事都发生在“八一五”光复以后。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爸爸从眼前山跑回学田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爸（因为爸爸走的时候，我才一岁多，根本没有记忆）。而此时我已经七岁（虚岁，以下均为虚岁）。
爸爸刚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家还是住在姥姥的里屋，但时间不长。这段时间我只记得一件事。一天早晨，我在外屋的窗台边抠墙土玩，姥姥叫我下地洗脸，我可能还象往常那样任性，不动弹。这时爸爸突然上炕，扯着我的左胳膊，一下子就把我从炕里拽到了地上。对此姥姥很不满意。后来我的左手脖子长了一个不大的筋包，姥姥说这是我爸那一下给抻的，每次她看到这筋包，都会愤愤地埋怨我爸爸（这个筋包过了很多年才消失，但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爸爸的小小的惩罚。从小没有父母的管教，只有姥姥、二姨的溺爱，这大概是我从小到大任性的根源吧。
不久，我们一家五口搬到村中间临街的一座三间房里。先住在西屋，后住在东屋。下面这件事发生在西屋。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由于在外面贪玩，等我回家的时候大伙己经开始吃饭了（吃饺子）。我怨没喊我没等我，任性的脾气又上来了，居然说了一句；“光顾你们楦了。”（楦，吃的贬意，方言）。爸爸听了非常生气，马上令我在地下跪着，我极不情愿地跪下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爸爸罚下跪，也是最后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
下面这件事发生在东屋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妈和几个人在炕头玩纸牌，我爸爸没事就早早在炕稍躺下了，我们还都没睡。突然姐姐失声地哭喊着，从外面跑了进来，失魂落魄地一下子就跪在了爸爸的头置（前），吓得都要没魂了，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姐姐说她出去解手，忽然看见从西面来了一个上柱天下柱地的一个五颜六色的庞然大物，吓得她没命地往屋里跑。在我姐说完后不久，我太姥爷进来了，事后猜想是我太姥爷从西头家里来（太姥爷家在村子的最西头），他的身影被街道北住家的灯光照在道南的后墙上（道南道北的房子的门都朝南开，不是门对门），显得很高大，而且还动。姐姐本来因为天黑就害怕，又突然看见了这个怪影，早就吓得没魂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此前，我在晚上摸黑上外屋、西屋，甚至上屋外都不知道害怕。此后，我就再也不敢独自摸黑出屋了，也就是从此以后我就怕摸黑了，这个事影响了我好多年。
在东屋住的时候，爸爸曾教我唱过两首歌。其中一首歌，词曲都记不住了，大概是男儿当自强一类的励志歌曲，曲调有点像电视剧中北伐军战士唱的一首进行曲。另一首歌唱的是鹬蚌相争，词曲至今我都还记得。歌分四段，四句一段。现录如下；
“老蚌趴在沙滩上，张开壳儿向太阳。水鸟忽然来啄它，老蚌箝住鸟嘴巴。老蚌骂声小水鸟，你不问底细把我咬。我今箝你到明天，我看你怎能活得了？水鸟骂声老蚌精，今天明天天气睛。没有雨来没有水，我看你怎能活得成？蚌不放鸟鸟要啄，渔翁见了心快乐。轻轻走到沙滩上，老蚌水鸟一起捉。
（在我爸七十多岁的时候，我曾把这首歌唱给他听。可他却说不是这个调，可他又唱不出别的调来。如今我也七十多岁了，学这首歌的时候，我才七岁。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但我确信，我记的这个曲调没错。（革命历史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曲调和这个曲调基本一致）。
在街里住的时候，我还记住了下面几件小事：
一天早晨，天还未大亮，我在睡梦中被大街上的喊声吵醒。原来是一个人被押往西大门外执行枪决。他一边走一边大声呼喊：“我冤枉！”天亮以后，人们都到西大门外的野地里去看，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岁数不大，脑门上只有一个枪眼，没被打开瓢，流血也不多，神态也不吓人，据人说是个土匪。
在我们住处附近住着军队，其中有一部份是日本人，可能大部份是俘虏。很多人都是医务人员，他们每天早晨起床后，都集合在一起，由一个日本人领着大伙做操，喊的是日语口令。他们有时还围聚在一口大水井旁洗澡。都穿着短裤，光着膀子，不分男女，都混在一起洗，有说有笑，我们的军队并不干涉。但有一件事我可看见有人管了。一天有一个日本中年妇女，买了茄子拿到火上烧熟后（没处煮），偷着到伙房拿了点盐，被一个较年长的炊事员（大概是炊事班长吧）发现了，他就拽着这个日本女人，说是要去告领导。这个日本女人吓得直哭，哀求他放了她。但他不为所动，坚持着使劲拖拽着她，要去见领导。后来怎样，我没看见，也就不知道了。反正当时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挺可怜的。（当时也不知道日本人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还有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想起来了，还是记下来吧：学田地的西边就是蒙族人居住地，经常有人拉着一队骆驼从大街上经过。从西大门进东大门出（学田地四面都是土围墙，只有东西两个大门，我姥爷家就紧靠着西大门的墙）。一次我看见一只骆驼，嚎叫着在街上狂奔，很是吓人，人们说它大概是肚子痛了。对我们小孩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骆驼拉的粪蛋。骆驼的粪蛋非常圆且光滑，有点象大中药丸子，但比中药丸子更圆。我们常拿着它玩，硬硬的，一点也不埋汰。
还有一件事，记不清是否是在街里住的事：一次大人让我和弟弟去打酒。我和弟弟用木棍抬着一个能装三斤酒的大琉璃瓶子，钱夹在栓瓶口的绳子上，到离家不近的村东头的一个很大的店铺去打。店铺的门面很高大，我胆小，不敢进去，就叫弟弟进去打。等弟弟打完，把酒瓶子提出来，我才和弟弟把酒抬回去（大概是给我姥爷他们打吧，因为我爸不会喝酒）。我从小就孬，脸“小”、胆小，而我弟弟则比我闯愣得多。
在街里住大概不到半年，爸爸就带着姐姐去了洮南。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妈多年吸毒，心早就散了，根本就没有了过日子的心思与欲望。爸爸在家也感受不到家庭生活的乐趣，加之还要谋生（在外面跑点小买卖），就离开了家。爸爸走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住到了姥姥后院那趟房子最东头那家的西屋（前面说过，东屋是佟姑姥爷家），时间大概是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妈妈还没有病倒，我们也经常看不到她，所以在这里有关她的记忆很少，而且也没有温馨的记忆。记得的第一件事是关于她“押会”的事（“押会”是乡间的一种博彩方式，大概是会东每天订一种十二生肖里的一种动物作为押会的对象。参赌者押对了，就押多少赢多少。押错了，所押的钱就都归会东）。有一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妈妈拿一面小方镜子，平放在炕上，然后拿一块纸用火点着放在镜子上，纸在镜子上燃烧后，就留下一些模糊的痕迹。然后，她就让弟弟看镜子上的印痕象什么。弟弟小，他根本就看不出什么。我在一旁看，觉得像老鼠，可她又不问我，我也不敢说。据说第二天应该押老鼠。
（在我的记忆中，我妈没带过我，更没亲近过我。我记得在姥姥里屋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炕上玩，忽然看见我妈在睡梦中坐了起来。我看见她披头散发的样子，吓得我立刻躲开了她。这就是我们母子近距离接触的唯一一次记忆）。
在这里记得的有关妈妈的第二件事，是她带我外出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一次她让我跟着她去街里一个理发匠的家里。这个理发的是个中年男子，脸色青白，但常挂着笑容。我之所以记住他，是因为他有一只有点本领的狗。他经常上门给姥爷等人剪头。他的理发工具都放在一只小旧皮箱里，来回走的时候，他就让他这条狗用牙叼着这只箱子跟着他走。这次就是我妈带着我和他们一路到他家去。到了他家才知道，我妈来他家是扎吗啡。我清楚地记得，我妈扎完之后，还将针管里带有血水的残液，挤到掌背大拇指后那两根大筋形成的窝里，用鼻子吸了进去。（当时大概毒品己经很难弄到，而且她也没钱了）。我始终不明白，从不带我的她，为什么这次让我跟她去。这是我妈生前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关妈妈带我的记忆。
到了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时候，我妈就病重落炕了。经常便一些铁锈色的血水子。我有时给她倒她便出来的血水子。（用的是一个旧的铁罐头盒）。这期间，听说我爸回过来一次，背回来半袋子打瓜。我确实看到地上堆着打瓜（大概是用来治病用的）。到了秋天的时候，因为吃点中药，病似乎有点好转，拉出来的己不是血水，有点粘稠了。但她后来拒绝吃药，（她早已了无生意，没有大烟她是活不下去的了），加之家里来人搜查惊吓，（大概是抓我老姨父。记得姥姥从炕席底下拿出个小纸包放在我手里，那大概是给妈妈救急用的大烟“炮”。）病就更重了。
记得妈妈快不行的前一天晚上，姥姥让我和弟弟到前院去住。第二天一早就听说妈妈去世了，我竟没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到后屋只在外屋地，恐惧地往屋里看一眼。妈妈停在地上，脸上盖着黄纸。我只感到非常害怕，不敢再瞅一眼。不知是什么原因，姥姥在外屋地的锅台上，给我剥了一个煮鸡蛋吃。可能那天是我的生日？但那时己经很冷了，到处是雪。
在出殡那天，我做了一件我悔恨终生的蠢事。出殡之前，大人们告诉我，要我打领头（魂）幡。我以为打幡得坐在棺材头上，便吓得要死，说什么也不干，跑到盖满雪的菜地里。大人们来抓我，我就拼命地跑。真有点鬼使神差，那么些大人竟跑不过我这个不到八岁的孩子。大人们没办法，就只好让我弟弟代替我。弟弟在寒风中跪在灵前摔瓦盆，然后打着领头（魂）幡，和灵车一起走了。妈妈到底埋在哪儿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前些年打听二肥舅他们，他们说找不着了。）
现在回想起来，妈妈的命真是太也不好了，自打嫁给我爸，也就过上一两年的好日子。自怀上我弟不久，我爸就服刑去了。身体的不适，精神的意外打击，日子的难过可想而知。她糊涂的爸爸（我姥爷）竟让她抽一口大烟以缓解不适。结果日久瘾成，不仅彻底弄垮了身体，也失去了重新恢复的家庭，也完全失去了母子亲情。据姐姐回忆，在我弟弟出生不久，妈妈就把弟弟扔给不到十岁左右的姐姐带。而她则整天和那些“烟鬼”们混在一起。弟弟在家实在饿急眼了，姐姐就吃力地抱着弟弟，到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找到妈妈。弟弟匆匆地吃几口奶，姐姐再吃力地把他抱回来。弟弟根本就吃不饱（妈妈身体垮了，也不可能有多少奶了）。所以弟弟很早就舍了奶，开始吃饭了（我更是如此了。而我对妈没有多少印象，也就很正常了。当然就更谈不到什么母子感情了）。妈妈在没有染毒之前，身体很好，修长的身材，长得也很端庄，为人也很好。据说她还有一付好嗓子，当时的流行歌曲都唱得很好听。妈妈还很孝顺（说到此，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场面：在温暖的阳光的映照下，妈妈带着笑容，坐在炕沿上，陪坐在炕上的姥姥唠嗑。这是我对妈妈笑容的唯一的记忆）。可染了毒品后，就什么都不顾了。家庭、丈夫、孩子都不顾了。在妈妈病危的时候，曾对姥姥说，以后不要管我们兄弟俩了（这里也可能包含着对我爸的怨恨，但这实在是不能太多的怨爸爸）。姥爷的糊涂不仅葬送了妈妈一生的幸福，也葬送了我爸爸的一生幸福。我爸从此过了几十年的独身生活，直到他不幸离世。
在妈妈去世后不久，姥姥和姥爷就去了洮南（他们剩下的几个孩子也都不在身边，且没有任何消息）。我和弟弟仍住在后院的这个屋里（在谁家吃饭记不得了）。每到晚上，给我们作伴的那个老头早早就打上了呼噜。在如豆的昏暗的灯光下，不到八岁的我，没有对妈妈的想念，却被深深的恐惧和孤单无助所包围。倒在被窝里，抚弄着弟弟的小鸡鸡，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过了不久，老姨带着双伍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老姨夫己经被抓走了，他在伪滿时期当过翻译）。从此，我们跟老姨生活，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刚开始的时候，老姨也害怕，就求东屋的泰和（佟姑姥爷的儿子），还有老姨的远房妹妹，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过来作伴。后来逐渐习惯了才自已住了。
在跟老姨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我印象较深的有三件事：一件是我无端挨老姨打的事。有一天，老姨不在家，二姥爷来了。他先是把热在锅里的荞面饺子给吃了，接着又把老姨的流行歌本给撕了卷烟抽了。老姨回来发现了，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只得如实相告。老姨心情本来就不好，对她这个二叔又没什么好印象，一看她心爱的用以解闷的歌本被撕了，中午饭也没了，于是她怒火中烧，大发雷霆，拿起笤帚疙疸就劈头盖脸地朝我打来（怨我没看住家）。我忙用手捂头，笤帚正好打在冻破了的右手的无名指上，顿时鲜血直流。过了好多天才好（这只手指的伤痕到现在还能隐约看到）。
下面这件事我该打，却被我躲过了。一天晚饭后，老姨照例去邻居家串门。我和弟弟、双伍在家玩。我突发奇想，把一条腿插在另一个裤腿里，单腿在炕上蹦。他们俩也如法炮制。蹦着蹦着，不知是谁一下把炕上的火盆碰翻了。弄得滿炕都是火星子（天己擦黑，也没点灯），正在这时老姨回来了，我立刻跳下炕，光着脚跑了出去。他们俩可没这么幸运。当我光着脚在雪地里跑的时候，隐约看见他们被摁倒在屋前挨打，听到了他们的惨叫声，我不敢回家。是那个我给他抠过耳朵的舅舅把我领到他们家，在他们家住了一宿。他还在头天晚上给我一块大饼子，我把它揣在怀里，但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哪里，没吃着。
还有一件事，我认为我得挨打，老姨却没打我。老姨的儿子双伍比我小四岁，每次他在屋里地上拉屎都由我来收拾。有一天早晨，老姨在外屋做饭，双伍说要拉屎，我嫌拉在地上埋汰，起来收拾又冷，就让他蹲在地上的火盆上拉。双伍刚蹲在火盆上就发出了一声惨叫，接着我就看见一片烟气从火盆上升腾起来。老姨听见哭声，立刻跑进屋来，急忙把双伍抱起来，只见双伍的小鸡和小卵上都是大水泡。原来是头天晚上的火盆里的火没全灭，结果被尿一浇，立刻产生了高温的水蒸气，将双伍的胯裆哧起了大泡。老姨急忙找来医生，医生把黄色的湿药布敷在患处（黄碘吧），连续换了几次药，过了不少日子才好，双伍也遭了不少罪。我以为我闯了大祸，老姨会打我，可老姨不但没打我，甚至连说我一句也没说。
妈妈去世的第二年春天，姐姐来把我们接到了洮南。一年多后，老姨到洮南看姥姥，顺便到我们家串门。我们和双伍镶牙玩。我拿一小块酱紫色的玻璃瓶碴子，往双伍的牙缝里钉（象征性的）。老姨看见笑着说：“小兔仔子，我以前打过你，现在你拿我儿子来报复我。”我还当真的解释一番呢。
二、洮南的记忆（一九四七年春至一九四九年春）
一九四七年春，姐姐回到学田地，来接我和弟弟去洮南。一天早晨，泰和赶着一辆牛车，送我们去突泉县城。走了一段路后，突然看见八十多岁的太姥爷，气喘吁吁步履蹒跚地跑着追了上来。到了近前，太姥爷老泪纵横地叮嘱着我们。他是不放心我们，怕我们受罪。太姥爷难过的心境可以想见：大孙女死了，其他五个孙子孙女也不知下落，儿子又不争气。沉重的心情可想而知。他自然也知道这次的离别是永诀。后来得知太姥爷一直活到九十四岁，好人长寿啊。
泰和送我们到突泉县城就回去了，我们在城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又坐一辆马车向洮南进发。在路上还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马车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突然发现，远处有几个穿着便衣的人，骑着马背着枪，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跑了过来，我们以为是土匪，很害怕，姐姐伏下头在祷告，结果是虚惊一场。那几个人从我们东边的那条小路上飞快地跑过去了，最后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洮南。
我们到洮南的头几天，爸爸在外面跑小买卖还没回来。过了几天，我们正在院子里玩，看见爸爸背着什么东西从外面回来了。由于我和爸爸在学田地一起生活不到半年，现在又分别一年多，突然又见面，虽然知道这是我爸，但仍感觉很生疏，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连一句爸爸也没叫，爸爸也没说什么，看看我们就进屋了。
（一）在洮南的学习生活
到洮南不久，爸爸就在艰辛的劳作之余，开始教我认字读书。爸爸先给我买了两本看图识字，先教我那本一个字的，接着又教我那本两个字的，我自然很快就都学会了。之后，爸爸又用毛笔小楷给我写了一本书，这大概是根据他曾教过（或学过）的小学教材内容编写的。书的内容基本上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第一课里的一句话，“汝来何事？”。课文的大意是说有一个小孩初到学校上学报到，老师就问了“你干什么来了”的话，下面就是小学生回答老师的话。
接着，爸爸先后给我买了几本旧时私塾初学者的用书，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朱夫子治家格言》《庄农杂志》等。爸爸先教我背的是《三言庄农杂志》。这本字较小，篇幅也较长，书中写的是农村从“才立春”到年底，农家劳作生活的事。这么长篇幅的书也不知是怎么背下来的，现在却只记得书中的一句话“吃袋烟，也疼钱。”说的是长工们，在炎炎烈日之下，挥汗锄地，虽然很辛苦，但也舍不得抽一袋烟。有这句话的这段内容，大致还记得：说的是几个扛活的长工，在烈日下锄地，突然天降大雨，大伙刚跑回家，还没等喘口气，天气就又放晴了，衣服还没干，东家就又招呼长工们下地干活了。现在看来这个编书人还真有点民主意识呢。
我背的第二本书是《百家姓》，现在也只记得前面的一些片断了。背它实在是没什么意义，多认识点字罢了。背的第三本书是《三字经》，除了开篇的那几句，印象最深的是书的后面的那几句；“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唯一经”、“光于前，裕于后。扬名声，显父母”。之所以印象深刻，大概是爸爸在教我的时候，作了重点的讲解。这也许是爸爸在艰苦的劳作之余，教我识字读书的初衷吧。记得爸爸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可惜我当时错误地理解了这句话。当时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前三十年看父亲怎么关爱儿子，后三十年看儿子怎么样孝敬父亲。长大了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后来在读《名贤集》的时候，爸爸没要求我背诵，但有几句话我却记了一辈子。这几句话是“白马红缨彩色新，不是亲者强为亲。一旦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大概是他对人间的世态炎凉的切身体会对我的影响吧。他想改变这种状况，便把他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孩子将来能有出息，能“光于前，裕于后。扬名声，显父母”。（去年底，我在和我六十多年前的，己经八十七岁的小学老师王老师通话的时候，他竟然还记得六十年前（一九五一年春）我爸在送我们兄弟俩到河栏小学读书时和他说的话：“希望就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了。”遗憾的是我当时对爸爸的良苦用心，并没有深切的理解，因而在以后的言行上辜负了他的希望。
《名贤集》没有背，只是读读而己，但却记住一些。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几句外，还有开篇的那几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已方便。”后面的还记得“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临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蒿中藏着灵芝草，泥里陷着紫金盆”；“得人一牛，还人一马”等不少句子。我还记得这本书的一页的书眉还画着一幅小画，画的是一只小狗在追一只老虎，上面还写着一行小字：“虎落平阳受犬欺”。我之所以能这么清楚地记住这些句子，想起来还是和爸爸的刻意讲解有关。
《弟子规》没读完，只记得开头总序的那几句：“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汎）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记得“泛”字写的是三点水右边加个平凡的凡字。《朱夫子治家格言》也只是读读，除了开头那几句，记得爸爸还特意给我讲解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等句子。《千字文》基本没学，只记得开头那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没学下去的原因，大概是因其字辞大多生僻艰涩，典故多，不易读懂的缘故吧（其实其中也有一些很浅显的句子，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之类）。
我爸还教我念过一本残缺不全，没头没尾的字帖（其实也谈不到教，因为那上面的字我大都认识，他只是教我念些不认识的字而已）。字帖的前半部是大字楷书，写的是“环堵肃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当时没明白‘晏如也’是什么意思）。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后来才知道这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的一段）。接着的大字写的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等话。（当时也不知道是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里的话）其他句子没记住，但有些字却记住了，如“秉烛夜游”中的“秉”字，“群季俊秀，皆为惠连”中的“俊”字和“惠”字，“幽赏未已”中的“幽赏”二字等。后面的大字里还有“惠风和畅”等句子(后来才知道这是王羲之的《兰亭序》里的话)。字帖的后半部分小字的楷书行书草书写的是诗歌。我记得有四首绝句，现录如下：
一、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二、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
三、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四、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还有些单句，如“岁久君恩重，时平乐事多”等，也不知是谁写的。这句好象是行草混书(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君”字就是草书)
爸爸除了教我识字外，还教我算术。记得在教我“九九表”的时候，教到“二九”以后，可能因为他忙，就没再教。“三九”往后，是我在晚上，坐在炕上，在黑暗中（没点灯），自己心算出来的（用加法一点点加出来的）。
由于我有了较好的基础，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春，我上学的时候，就直接上了二年级（其实上三年级也没问题）。记得是刚上学时，一次在课堂上，我和同桌的同学小声说了一句话，老师便板着脸，罚我读课文。课文的题目是《马老五扛活》。我之前虽然没学过这篇课文，但因为平时识字较多，所以在读的时候，尽管由于紧张而不十分顺畅，还是一字不差地读了下来。老师见我读得还好，就没再说我什么。这个老师虽然教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大高个子，白净的脸，高高的通天鼻，脸上老是带着笑容（罚我读书那次例外）。六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姚宏达。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也将近九十岁了，愿他长寿！）在上学的这段时间里，我还记住两件小事。我们班的班长姓郎，人虽长得不白，但很端正很精神。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没来上课，接着连续有好多天他也没来上学。我以为他不念了，或转学了。突然有一天他又来了，但我发现他双手缺了好几个手指头。原来是他出于好奇，在家鼓捣一个什么爆炸装置（战争遗留下来的）。结果那家伙突然爆炸，他的几个手指就没了，太可惜了。
还有一次，放学后我没有立刻回家，在操场上和同学们玩上了。玩得很高兴，竟把回家干活（桄线）的事给忘了。结果，急得爸爸到学校来找我。可能是爸爸觉得我平时很少有玩的时间，竟一句也没说我，我很感意外。
证明我在上学前就有了较好的识字基础的，还有一件事。一九四九年春，在我们举家即将回原籍之前，爸爸竟然领着我们去电影院看了一次电影（我平生第一次）。在电影上映前，爸爸让我读银幕上方悬挂的横幅上的字。横幅上写的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捉”字我没学过，顺着标语的大意念成个“抓”。其余自然都读对了，爸爸好象很满意。不一会儿，电影开演了。
由于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电影，所以印象很深。电影的名字叫《为谁辛苦为谁忙》，是解放前拍摄的。电影的内容大致是：一个有点财势的父亲，把他失去母亲的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整天在外面和一个女人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一次孩子在家做饭，发生了火灾，几致酿成了大祸。幸亏被邻里发现，及时扑灭。后来这个父亲突然失了势，成了一个没钱没势的穷光蛋，被那个女人一脚蹬开。这时这个父亲终于醒悟了，开始背着孩子在一个建筑工地，干苦力活挣钱，供儿子读大学。几年后，儿子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上，学校领导将这位含辛茹苦供儿子读书的父亲作为嘉宾，请到了主席台上就坐。他的儿子和他未来的儿媳（儿子的同学），带着学士帽，站在父亲侧后的两旁，父亲的脸上漾出了幸福而欣慰的笑容。台上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六十多年过去了，每想起这部电影，我的脑海里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不少这部电影里的影像。也许是巧合，这部电影一定会和爸爸的心境很吻合。因为他心中也有同样的希望。
我小时候学前的学习生活，和书香门弟官宦之家的孩子们比起来，简直是不值一提。但对于我们贫苦的下层百姓来说，也应该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很自豪很幸运。我很敬佩爸爸的远见和毅力，我也感谢爸爸对我的苦心孤诣的教育。虽然因为我的性格和政治上等原因，没有最终实现他的愿望，但和爸爸比起来，我们的命运还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也因此，我的后代的命运也有了比我更好的变化（尽管由于神经衰弱等原因，我在教育后代上没有作出什么努力）。这里有爸爸很大的功劳，这也许是爸爸在另一个世界里对我们的荫庇，愿他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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