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专家百姓放心 http://m.39.net/pf/a_5837776.html新的视角有一件事给我的社会情绪理解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称之为“谈话治疗”。在我16岁全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后，我转学进了一所新的学校。很多晚上我都和妈妈、爸爸或者两个人一起待在新家的起居室里，有时直到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每天会花几个小时向我解释一些人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后来当我快20岁时，仍然不理解一些基本社会常识，例如，为什么对一个真心喜欢、关心自己的年长者，不要过分地“纠缠”，别人也有自己的家人要陪，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能总是和我待在一起。在我们的谈话时间，妈妈和爸爸还告诉我，我有些不现实的高期望值会给别人带来困扰。我希望当时和我们家联系比较多的那些人（其中很多是音乐行业的人，因为我的父母和一个歌手莫琳·麦戈文[20]一起工作）都像父母那样对待我。我想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当我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很伤心、发怒，然后就忽视他们的存在。我会回到自己的房间，拒绝见到他们。出于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方式和社会理解能力的缺乏（这是孤独症带来的主要问题），我觉得我之所以会这么难过，他们要和我负同样多的责任。到17岁时，我比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之前要好了许多，但是，心里仍然会留有一些怒气和痛苦的情绪，如果我不做些什么，这些情绪就会一直藏在心底。我比从前更加期望自己能做回英雄，做一些特别棒的事情。就是在那一年，我看到了电影《沧海赤子心》（SonRise），知道了劳恩·考夫曼（RuanKauffman）从孤独症中康复的故事。看完电影后的几个小时，妈妈和我谈了话。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有孤独症。在我内心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开了一条缝。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变成想成为的那个人。我开始将目光投向四周，我的世界里不再只有自己一个人。慢慢地，我开始从自己的壳里面爬出来。即使是一点小的进步也会让自己感觉很重大，觉得自己有十英尺高（我不介意这种心理上的高大）。我开始改变因为觉得他人没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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